冯根生：我把终生献中药

冯根生
    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创始人。是全国首批执业药师，高级经济师，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，全国劳动模范，全国医药系统劳动模范。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和中共十三大代表，并获得中国经营大师、中国企业技术经济大师、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、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等多项荣誉称号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现任杭州胡庆余堂集团董事长，胡庆余堂掌门人。

冯根生语录
    ◎要以权谋公，不能以权谋私。以权谋公，胆子大点没关系；以权谋私，胆子越小越好。
    ◎企业的效益是干出来的，不是考出来的。学习不是读书背课本，实践也是学习的课堂。现阶段我国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，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就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历史性的机遇。有时候，其实中央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怎样可以跟上形势的发展，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。
    ◎对企业家来说，有60%把握的事，就可以去做；有70%把握的事，得抢着去做；等到事情有了100%把握时，再去做就太晚了。
    ◎枪打出头鸟在社会上太多见了。我认为，只要保护好心脏（没有私心），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，飞得快，飞得高，飞出枪的射程之外，就没事了。关键是怕这些鸟飞飞停停，生怕偏离方向被枪击中，老是回头看，结果还没在树上停稳，就被那些“老枪”击中了。
    ◎中药是我们的国宝，现在我们却这样被人看不起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只有自己靠自己。只要我们有决心，有志气，实干苦干，十年以后，我们杭州第二中药厂一定能成为全国第一流的中药厂。
    ◎中药要走向世界，绝不应该简单地和国际接轨，而应该辩证分析。从中医药博大精深的理论和辩证的哲学思想来看，那一定是世界跟中国接轨。而在中药的现代化检测、含量测定、工艺过程中的技术要求等方面来看，中国则应向先进国家学习。否定其一，都是不完善的。试问，中药的理论体系与哪个国家能够接轨？！日本、韩国的文化思想还大都源于中国呢！
    ◎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国民族药业脸面的，号称“江南药王”，结果关门倒灶，外人会笑掉牙齿。我对中药业，对胡庆余堂的感情，是什么语言都形容不了的，为了这份感情也要拼一拼老命，管他什么名声！
    ◎我在胡庆余堂学到的生意经有六条，第一戒欺，第二诚信，第三不得以次充好，第四是不得以假乱真，第五童叟无欺，第六真不二价。
    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决定着企业的文化，决定着企业的命运。以前，人们都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如民营企业灵活。实际上，经营机制是靠人创建起来的，而不论是在国企还是民企。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，弄得不好同样也会产生大锅饭。我认为，除了要有经营管理的头脑外，作为国有企业的当家人，不能存有私心是最重要的。
    ◎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，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经商、办企业的要生意兴隆、产品畅销，道理其实很简单：就是产品适销对路、质优价廉。这是自古不变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。而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最终倒下了，往往是在受到不当利益诱惑时，放弃了这个基本原则。
    ◎国有经营者有四类：小车不倒只管推，牛皮不破只管吹，宴席不散只管醉，企业不倒只管亏。我们提倡第一类人。但在推车的过程中，什么零部件要修一修，途中要不要加油，政府部门要关心一下。
    ◎我是一味中药，这味中药是甘草。普普通通的甘草，是诸多方剂中都不可缺少的药，成分复杂，药效不错，常常用来调和药性。虽然普通，作用却很大，生长在狂风大沙中，经得起任何风吹雨打

    说起胡庆余堂，真有一段百年不解的情缘。我1934年出生，祖籍宁波慈城。祖父冯云生是胡庆余堂第一代老药工，父亲冯芝芳也是胡庆余堂的药工。我子承父业，1949年1月19日，当时才满14岁，就从杭州高银巷小学毕业，进入了胡庆余堂当学徒，从此开启了我至今60多年的中药生涯。解放前，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。1949年杭州解放，传统的收徒制即被取消，我便成了旧社会胡庆余堂的最后一名“关门弟子”。

    进入胡庆余堂那天的一幕，我至今难忘。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我：记住！生意是学出来的，本领是做出来的，要诚实，有志气，当学徒是很苦的，千万不要吃“回汤豆腐干”。祖母还说道：不管今后长多大，干什么，都要“认认真真做事，规规矩矩做人”。这些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
    依照惯例，胡庆余堂学徒期为1年，但因为解放后取消了学徒制再没有师弟顶班，我的学徒期居然从1年延长到3年。虽然当学徒很苦，但长时间严格的基础训练，也奠定了我深厚的中药功底，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我当学徒时，每天5点前起床，一直干到晚上9时才能睡觉。3年下来，不仅把两千多种中药的品相、药性、配伍、功效烂熟于心，还把当初开店时印发的《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膏丹全集》这部药书，背得滚瓜烂熟。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，我总强调：“我当学徒是从最苦的‘小炒’干起，到学制胶，学炮制，学丸、散、膏、丹的制作。所以，我中药的全套本领是苦出来的。学徒工一天干16个小时，365天天如此，什么苦累都不怕了。童工不吃苦，能懂得中药是怎么回事吗？成功的人都是苦出来的。”
    学徒期满后，我连续站了2年柜台，配方，撮药，卖丸散膏丹、花露药酒，3年学徒时所学知识开始大显身手。1954年开始，我被调到制胶车间，清洗制胶用的驴皮，这活又脏又累又臭，最后累倒在车间里。等病好后，又调去煎药，每天煎300帖，整整两年，十几万帖中药从我手下流过。干罢煎药，又去磨粉、打粉。

    1958年行行业业搞“大跃进”，公私合营后的胡庆余堂规模扩大，我又被调到当时任务最重的整炮车间。中药制作过程中，整炮对药品质量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环节。从中药的挑选、整理、清洗、切制、干燥，到炒、炙、漂、洗、煅、飞，从大料配伍到细料精配、粉配等，工序严密，活计精细，一干就是3年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再次调到供销科，独自一人跑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采购药材，后来又当上了车间副主任。1968年后，来到远离市区、远离厂部的桃源岭车间，当了车间主任。
    古代圣人有言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学徒生活的磨难和艰辛，为我今后担当重任、开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我所积累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常常令同行折服。
    一次，有个华侨慕名找到我厂要求按他的方子配制一批成药，我说可以，但希望知道治什么病，以便确定做片剂还是做胶囊。对方默不作答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让我猜猜看，你这方子是治……我贴近了对方的耳朵轻声说：“癌症”。对方一惊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我回答：中药治癌主张攻补皆备，活血化瘀，你这20多味中药中，麝香、蛇蜕、蜂窝是攻的，人参、伏苓是补的，丹参用来活血化瘀。这种配伍应是针对癌症的。来客挑起大拇指：行家，真是行家。还有一次，日本汉药代表团来访问，带来一瓶刚研制的新药，我向对方打听药的成分，那位专家一字不答，只打开葫芦形的小瓷瓶，倒出几粒芝麻大小的药丸。我用指尖拈起一粒放到舌尖，回味一下说，这丸药里少不得麝香、西黄、熊胆、蟾酥这四味药，还有冰片，这药是救心用的。日本专家惊叹：冯先生，你这舌头比药检仪器还厉害。此后不久还有一次，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访，一位华裔老者突然发问：“你们有用人的小便做中药的吗？”厂里年轻的接待员以为老者有挑衅之意，气氛顿时紧张。我恰巧过去，侃侃对答：“小便做药民间还有，过去中药作坊有小便间接熬的药，这味药叫‘人中白’。”老人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原来他也是中药世家出身，小时跟父亲做过这味药，他就是想看看中药的学问在中国有没有失传。久而久之，海外便有人称我为“药王”了。

    1972年，杭州中药厂一分为二，桃源岭下的车间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。37岁的我被任命为厂长，从此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。
    面对厂房破旧、资金紧缺、没有主打产品的状况，我暗自下定“大干三年改变面貌”的决心，并在全厂大会上提出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。我亲自带领职工动手整修厂房、道路，还招贤纳士，引进人才，使得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到了厂里。组织力量，开拓新品，“生脉饮”、“双宝素”口服液、“半夏露”糖浆、“肝乐宁”糖浆、“复方五味子”糖浆、“脉通”胶丸、“艾油”气雾剂等一批新药研制出来，迅速走向了市场。
    当年，有一股否定中药的势力存在，认为中药不科学。我大声疾呼：中药不是不科学，而是现在科学有些方面还认识不了中药。当务之急是，中药要着眼于革新，立足于改革，要让传统的中药插上现代化的翅膀。我认为当前中药的最大问题在于生产工艺落后。于是，我着重于中药生产技术的改造，包括原液提取的自动化，分封包装的机械化，药液输送的管道化。经过几年的改造，我们厂中药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已达到中国领先的地位。可以说，我既是中国传统中药的见证人，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经历者。作家黄宗英说：“中医药是我国科学与经济走向世界的种子选手，冯根生则是郎平。”传统的中药制剂不外乎丸散膏丹，随着工艺的推进就有了片剂、胶囊、口服液等，但在静脉注射液方面，始终是中药的一个禁区。为了开发中药新剂型，我持之以恒地组织攻关，经上千次实验，终获成功。1976年10月，中药针剂车间竣工投产，不久，中国第一支用于静脉注射的中药制剂——参麦针，在杭州中药二厂批量生产，开启了中药新剂型发展的方向。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的双宝素口服液，一经推出，即深受市场欢迎，并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后首个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中国中药保健品。同时，参麦针、丹参针、养胃冲剂等几十个治疗药纷纷投产，杭州中药二厂的生产逐步走向现代化轨道。厂房也以建设国内一流厂房为目标，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和改造，并实现了工厂园林化。1982年6月，美联社记者威廉·塞克斯顿撰文在美国报纸上介绍杭州中药二厂他写道“除了一个特点（传统中药）之外，这家药厂的情景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有两样”。
    当针剂、胶囊、水剂、片剂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，古老的中药从“苦、大、丑、慢”变为“甜、小、美、快”之际，我把关注点从中药剂型转移到药品种类上来。本着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好，人好我变”的思路，另辟蹊径，开拓保健药品。我经常组织科研人员，深入民间，翻阅古籍，从中挖掘瑰宝。经过八方搜寻，先后有120多个方子入选，又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留下三个。我坚持要选“好中之好，优中之优，极品中之极品，精粹中之精粹，状元中之状元”。通过试验对比，遴选出了“益寿永贞”这方中药，这一方子由一位老者贡献，来自古代帝王宫闱——长陵，它是明成祖朱棣的滋补药。

    明成祖是明王朝第三位皇帝，也是明王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，名声显赫，业绩非凡。这位皇帝脾气大，胆子大，气魄大，而且精力体力特别旺盛，动不动就搞御驾亲征，即使到了晚年也乐此不疲。明·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，64岁的朱棣在第五次亲征塞北的归途中，“驾崩”于塞北榆木川。其原因是围猎时不慎栽于马下。此方由朱棣诰封：“益寿永贞”，意为增益寿命，长久不变。
    实验的结果，使我对古代医家、医术钦佩有加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“益寿永贞”下了16字评语：“滋而不腻、温而不燥、刚柔相济、阴阳并求。”我想把“益寿永贞”推向社会，让500年前的御用药品为现代人造福。我就用“青春”这个充满魅力和希望的词汇，来给这只新药命名。1982年6月18日，由国家医药总局组织的“青春宝抗衰老片”学术交流团到香港，进行为时10天的访问交流，整个香港为之轰动，各媒体争相报道。“青春宝”这个亮丽的名字，开始驻扎在海内外众多渴望健康、渴望青春常驻的人们的心间。

    在改革东风的鼓舞下，为摸索开创企业独立自主经营体制，使企业做强做大，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，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，我想出一个高招：“儿子生娘”——“儿子”即杭州第二中药厂，“娘”就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，再组建一个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。经过多轮谈判，于1991年9月，中国青春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，合资经营杭州第二中药。至此，经营了20年的杭州第二中药厂——改称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（中外合资），它的中方国有“母体”——中国(杭州)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也同时正式挂牌成立。
    当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之际，胡庆余堂却因经营不善每况愈下，外债和内债加在一起，濒临破产。1996年，由杭州市政府决定，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接管胡庆余堂。加盟后的胡庆余堂作为中国青春宝集团的子企业，由青春宝集团实行统一管理，保留“胡庆余堂”的牌子，将“青春宝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功经验与“胡庆余堂”的知名度聚合在一起，以便更好地发挥“名牌、名厂、名人’效应，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中药支柱企业。是从事中药的崇高使命，是学徒生涯的特有感情，让我坚定了重返胡庆余堂的决心，成为了这个百年老店新的掌门人。为了使这个百年老店重振雄风，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，我开出了三帖“处方”：擦亮牌子，转换机制，理清摊子。接管后3年，胡庆余堂借鉴“青春宝”的治理经验，经过一番整顿，从3年前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了纳税大户，企业职工福利大为改善，人人脸上挂上了“青春”的笑容，百年老字号开启了“返老还童”的崭新历程。
    2002年7月18日，这一天使我终生难忘，杭州市委、市府给宗庆后、鲁冠球及我三位企业家300万元的重奖。当时，我满怀深情地接受记者采访，我说：小车不倒尽管推，我愿做国有企业的终生保姆。
    我始终不忘老店东的创业之功，在老药工赵玉城历经千辛万苦发现了当年胡雪岩的归葬之地，找到了胡雪岩的残碑后，我毅然决定，在杭州西南郊中村（泗乡）原址，重修胡雪岩墓，让老店东有个落脚安魂之地，让后人有一个追思凭吊之处。我认为重修胡雪岩墓，其意义不在修墓本身。胡庆余堂能延续百余年，享誉国内外，与胡雪岩当年提倡“戒欺”、“是乃仁术”、“真不二价”等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，而这些思想品德至今仍应在现实社会中努力践行。有不少胡雪岩后裔在国外发展，听说重修了先祖胡雪岩残墓后，纷纷致电来函，感谢胡庆余堂的修墓之恩，赞扬胡庆余堂新一代传人不仅坚守自家的门庭，还光大了祖国的中药事业。

    2002年金秋，胡雪岩诞辰180周年前夕，在我的提议下，铸造了一座胡雪岩的铜像。铜像由锡金铜铸成，坐高1.4米，底座高0.5米，按原人造像并给予1.2倍的放大，净重约千斤。雕像中胡雪岩身着长袍，腰板挺直，一手托帽，端坐在太师官椅上，眼望前方神色凝重，一阙《胡公祭文》立于铜像一侧。修铸胡雪岩铜像意义深远，它仿佛立于身边，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他所开创的“商道即人道”的精神。
    2003年春夏之交，一场突如其来的“非典”疫情袭击杭州，市民争抢各类抗“非典”预防药，在胡庆余堂门前，数百人排起了长队。因事出突兀，一时供货紧缺，以至人心恐慌，情形危急。正在外地出差的我得知危情，星夜赶到现场办公。当了解到公司抗“非典”药一天就卖出3万余帖，而配方急需的金银花、野菊花等中药材供应价飞涨，若不涨价药店难以支撑等情况后，我当即拍板，向市民作出承诺：哪怕原料涨100倍，也决不提价一分。同时力挺三项举措：一是企业所有预防“非典”的药品，一律赔本出售并确保足量供应；二是向经济困难的“非典”疑似病人和抗“非典”的一线医护人员，进行定向救助；三是利用企业技术平台，召集名老中医专家，尽快组织研制针对性强的抗“非典”药。由于社会各界众志成城，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“国难”，在同一片蓝天下被及时地消解了。在整个“非典”期间，胡庆余堂的“非典”药不但没有一天断货，更没有一次提价，为此，胡庆余堂亏损50多万元。4月26日，《人民政协报》头版，赫然刊出“向冯根生致敬”的署名评论文章，再一次掀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

    其实，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国药号，胡庆余堂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企业决策，总带有它特定的历史烙印和文化基因。晚清年间，战乱频繁，江南一带瘟疫盛行，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创建了胡庆余堂国药号。邀请江南名医，成功地研制出“胡氏辟瘟丹”、“诸葛行军散”等药，并免费开仓放药，济世救民，一时在江南传为美谈。一百年后的今天，当“非典”盛行、民众危难之时，胡庆余堂再次义举。我曾动情地说：“一百年前的封建老板都能做到，对于一个老共产党员，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！”此举同样也得到了胡庆余堂员工的拥护和支持。一位84岁的老药工说：“抗‘非典’时，我们胡庆余堂开仓放药，一记头就亏掉50多万，我们冯董吭都不吭一声，这就叫派头，否则你凭啥西叫‘江南药王’？”
    叶种德堂历史久远，与胡庆余堂、万承志堂、方回春堂等一起，并称为杭城国药“六大家”。从它身上可看到杭州老字号一部兴衰史，也可见证中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。公私合营后，叶种德堂名号消失，原址被占用，甚至成为职工宿舍。为了再现百年老店的风采，我决定由胡庆余堂出资数百万，照原样予以修缮，给沉寂百年的老店以新的生命。接着，我又认真听取了有关专家的建议，着手恢复《白蛇传》中男主角许仙学生意的千年药铺“保和堂”，使它与断桥、雷峰塔等名胜连成一线，再现千年美丽传说的场景。

    我从14岁起—直在中药行业工作，至今已有60多个年头，在我的身上，拥有许许多多耀人的桂冠，诸如“党的十三大代表”、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”、“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奖”、首届“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”、“中国经营大师”、“2000年国际杰出人士”、“中国医药行业十大杰出经理人”等等。2007年春季的一天，我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当时我竟然动情地留下了两行清泪。
    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在生命的夕阳之际，为了一个传统的技艺，为了一个悠久的文化，赢得了国家级传承人的美誉。我可以自豪地说：我已经用我一生的奋斗，实现了“我把终生献中药”的诺言。